过去40多年，全球化基本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逻辑之上：各国通过贸易相互连接，生产则按照成本和效率在全球进行配置。中国凭借具有竞争力的制造成本和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，成了“世界工厂”。​

但这种全球化模式正在发生变化。​我把正在形成的新阶段称为“全球化2.0”。如果说全球化1.0主要是通过贸易把各国连接起来，全球化2.0越来越多的是通过生产能力把各国联系起来。​

这并不只是概念上的变化。未来竞争的关键，已不只是“谁能以最低成本生产某种产品”，而越来越是“谁能够帮助更多国家建立生产、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能力”。​这一转变，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都具有深远影响。​

中国的经济转型就是这一变化的缩影。如今，中国的竞争力越来越建立在完整的产业体系、强大的制造能力、工程技术实力以及规模庞大的工程师人才基础之上。​中国出口的越来越多包括帮助其他国家进行生产的工具，机械设备、工业装备、电气系统、电子零部件、可再生能源设备、储能系统以及工业自动化设备，正成为对外经济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。​换言之，中国正逐步从一个主要的消费品供应者，转变为一个工业化赋能者。

因此，与出口制成品相比，输出生产能力可能产生更深远、更持久的影响。​这一转变发生在全球经济格局经历巨变的重要时刻。​

当今世界正出现一种可以称为“双重工业化”的现象。​在全球南方，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正进入城市化、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新阶段。它们需要电力、交通系统、建筑设备、制造机械和工业投入品。对它们而言，挑战是如何建立足够的生产能力，以创造就业、提高收入并实现可持续发展。​

与此同时，发达经济体则在推进再工业化。​美、欧等都在努力重建制造业能力，加大对人工智能、可再生能源和数码基础设施等投资。这些产业同样需要大量机械设备、工业装备、零部件和中间产品。​

这两类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点：都正在产生对生产能力的强劲需求。这正是中国经济角色转变可能产生重要意义的地方。​中国已形成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之一，优势不仅在于能有竞争力地生产某一种产品，更能把机械、零部件、物流、技术和工业服务整合成完整的生产体系。​

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，这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。它们最需要的，可能不是更多已经生产完成的消费品，而是价格可负担的机械设备、工业零部件、基础设施和技术，使它们能够逐步提高自身的生产能力。​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的产业升级不一定意味着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竞争，反而可以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互补。​

中国和亚细安之间未必是零和关系

亚细安就是一个值得观察的例子。近年来，中国与亚细安的贸易越来越向中间产品和资本品转变，反映一个深度融合的区域生产网络正在形成。中国提供机械设备、零部件和制造业投入品，亚细安经济体则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生产体系中附加值更高的环节。​因此，中国和亚细安之间未必是一种“零和关系”——中国工业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亚细安产业发展的损失。只要管理得当，两者完全可以形成共同产业升级的过程。​

同样逻辑可以在不同形式下适用于发达经济体。美欧高度关注供应链韧性、产业安全以及战略依赖。因此，各国政府都有很强的动力加强敏感领域的国内制造能力。​

但提高本国产能，不意味着完全实现经济自给自足。即使积极推进再工业化，各国仍需要从国际市场获得机械设备、零部件、工业装备以及其他投入品。​因此，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也可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、推动产业升级，为西方国家再工业化提供支持。​

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经济体和中国会因此放弃战略竞争。竞争仍将持续，在敏感技术领域的脱钩仍难以避免。​但这至少提供一种可能：通过区分敏感领域竞争与互利领域合作，降低贸易与地缘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。​

在真正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，各国当然会优先保护自身合理的战略利益。但在非敏感领域，保持开放市场和经济合作，则可能为各方带来更多利益。​因此，中国和西方经济体在生产能力提升方面仍有巨大合作空间。

全球化正发生更深层次变化

这也意味着，全球化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，新模式可能越来越多地把商品、资本、技术、投资以及生产能力结合起来。​中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在海外投资建设制造业、产业园区、物流体系、可再生能源项目、数码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。贸易与投资正与产业合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，如果管理得当，这可能推动形成一种更加包容、互利的全球化模式， 减缓对抗与摩擦。​目标不应该是让中国取代当地产业，或主导全球制造业。中国真正可以发挥的作用，是利用比较优势，帮助其他国家逐步形成自己的产业能力。​贸易越来越应该创造生产能力，而不仅仅是满足消费。​

当然，这一机遇也伴随着重大挑战。​第一个挑战来自地缘政治。随着国家安全的定义不断扩大，正越来越多地影响国际贸易。经济效率与地缘政治安全，有时正在朝着不同方向发展。​

第二个挑战则来自发展中国家自身。​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实现工业化，但普遍面临公共财政有限、债务负担较重、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，也担心对外国供应商形成过度依赖，本土产业面临来自中国进口产品的直接竞争压力。​因此，中国须以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强的本地价值创造意识，来回应这些问题。​

衡量中国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参与是否成功，不应该只看它向这个国家出口了多少，而应该看它在这国家创造了多少生产能力。增加本地采购、开展联合生产、加强技能培训、推动技术合作，以及帮助当地企业融入区域供应链，都能让中国的对外经济参与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工业化。​这也可能是回应地缘政治疑虑的最佳方式。​

中国的国际经济参与越能够被看作是在帮助合作伙伴建立自身能力，就越有可能建立一种以互利为基础，而不是以战略猜疑为基础的国际经济关系。​未来的全球化，不应该是“中国还是西方”的二选一，也不应该是“贸易还是安全”的二选一。​真正须要解决的问题，是如何在经济相互依存与国家利益之间找到平衡，在效率与韧性之间寻找新的结合点。​

​全球化2.0可能通过共同的生产能力把各国连接起来，因此是全球经济正经历的一场更广泛的转型。​如果中国能利用自身优势，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，支持发达经济体推进再工业化，并参与全球绿色和数码转型，及时回应合作伙伴的合理关切，就可能为一种更加包容、互惠、有利于各方的全球化作出重要贡献。​

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，因此，全球化2.0须要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国际分工，让各国发挥所长、优势互补。​正如美国在高端晶片等领域具有出口优势，中国的比较优势之一是输出生产能力，这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“产能过剩”。生产能力输出是把合作伙伴迫切需要、同时也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能力带到这些国家。它可以帮助合作伙伴提升生产能力和产业竞争力，不太可能像消费品进口那样，引发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反应。​

因此，全球化下一阶段真正须要回答的问题，可能已不再是：​谁能够生产更多商品，而是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：​谁能帮助更多国家建立创造财富、提供就业和持续创新的能力。​

这或许正是全球化2.0真正值得期待的地方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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